潘光旦的一生看似声名颇著，实则可能是很落寞的。作为一个学人，大家佩服他的知识广博，才思敏捷，视野开阔，说这些话都是对的，也有其令人欣慰的一面。可是他的较为全盘，较为深层的想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接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建树较大，成一家之言的几乎还没有。
依我的理解，担任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行政工作固然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参与民主同盟为民主事业奔走固然也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但潘光旦一生的志业主要集中在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形式而言，可以说主要包括个案性的专题研究和宏观的理论探索两方面。前者如早年的“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后来的“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说五伦的由来”，晚年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等，均是选题精当，取材广博，分析透彻，能够以小见大的成功之作。在见到大量立意平庸，取材狭窄，就事论事的所谓“精深”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读潘光旦的这些著作真是令人别有一番感慨。潘光旦的大体上属于宏观理论探索的文章实际上大多数并不是严格的论文，但是规模宏大，头绪繁多，立意深长，创见迭出，实在是一份更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宝库。他的理论思考骨架很大，筋肉还没有充分地填充进去，因而在表述上还不够深入细致。心思不够细密的一般读者可能会一掠而过，不停下来细细琢磨一番其中隐含的深意。潘光旦没有完成宏观理论的建构，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能是解放后未能顺着原有的学术思路继续探索下去（他晚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族史和翻译）。他本人不知是否为此感到一丝遗憾，至少我这个后来者常常读书至此，感叹一代大学者“未尽其才”。我大体赞同李树青教授的评论，他认为，潘光旦的被折磨去世“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声誉卓著的硕学大儒，亦为世界社会学前途损失了一颗潜在的明星和识途老马”。我和李教授的一点小小的不同是我把被折磨去世提早到未能继续正常进行学术工作之时。目前表面上看起来，学术颇为繁荣，实则是兴味不深、根底不厚、视野不宽者居多，后劲并不足，很难指望短期内有质的突破。当此情景，遥想潘公当年，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一方面研读和借鉴潘光旦的学术思路和方法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还应该从他的学术生活史里面寻求可资我们今天借鉴的经验，即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学问，怎么做学问。兹事体大，在此不能详述，而且可能是人见人殊，我姑且只提最基本的两点：一是注意学术根底以及工具学科的加强。二是持续不懈的勤奋读书和思考。我们知道，潘光旦生于1899年，有些人可能会想当然的以为这一批人从小在私塾读书，背了很多古书。这对有些人适用，对潘光旦却不适用，潘光旦的家乡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县罗店镇，他自小只上过一年私塾，祖父早逝，做翰林院编修的父亲忙于乡国的事务，儿辈们的教育没能多操心，潘光旦的中国典籍根底是在充满西洋气息的清华学校自学打下的。能够在充满西洋气息的环境下埋头自学中国典籍，这是潘光旦的了不起之处。潘光旦的论著处理的多是中国历史文献的材料，但其着眼点和分析套路却是社会学、优生学、民族学等领域。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好处，潘光旦熟悉中国的小学，就可以自如的从考订字意源流来探求文字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经验。他的《说伦字》、《伦有二义》就是这方面的佳作。读书必先识字，这句文史学界熟知的旧话，说起来仍然底气十足的当代学者，我断言不会太多。我自问经过努力可以胜任潘光旦做的有些研究，但类似于《说五伦的由来》这种广泛征引典籍、分析鞭辟入里的论文我实在愧不能为。原因就在于根底不够厚实。同时潘光旦的英文也学得很好，据说后来他读英文书不比中国书困难，大概不是无根据的传言。我最近有机会读潘光旦晚年日记，常常看到一些喝过洋墨水的著名学者文人找他商量译事。印象中找得较多的有吴文藻、冰心、吴泽霖、费孝通、储安平等。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执教时，曾一再感叹学生英文水平的低落。他一再强调学生应加强中英文的学习。资中筠先生在一篇回忆里提到，40年代后期潘光旦任清华图书馆馆长时，在一次学生集会上说：我抽查了一下学生借书情况，发现借得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连英文和文言都不读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说到中文、白话、小说时重重的顿了一下。再说第二点。1935年清华学生访问他时，向他请教治学方法，他抹了抹稀疏的头发，半晌后微笑着说，除了一部分天才以外，只有四个字就是“抓住不放”，日积月累，自然有豁然贯通的一日。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潘光旦是一个天资不错的人，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勤奋，就是在旅行的间隙、开会的间隙，他也常常一卷在手，怡然自乐。我常常想，这种看似质朴的行为蕴涵着他对学术的深切的兴味，也许可以算做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境界。
今年是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有关各方举办了不少活动，4卷本的《潘光旦选集》已经出版，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即将出版。作为一个景仰潘先生的后来学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我们真能更深入地理解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从而有所启发，有所借鉴的话，潘先生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对于音乐爱好者们，甚至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阅读那些伟大的音乐家的传记，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学习和愉悦的享受。谈到音乐家的传记，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音乐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大师们，像莫扎特、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海顿……。但是，不论人们把这份音乐大师的名单罗列得多么详尽，像《达豪的歌》一书的主人公齐佩尔恐怕都很难被列在其中。当然，大师级的音乐家是重要的，但对于音乐来说，只有大师而没有热心的听众、技艺精湛的演绎者和敬业的普及传播者，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经历，正是无数个人的人生经历和贡献的总和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传统。虽然在音乐大师的名单上人们也许找不到齐佩尔的名字，但《达豪的歌》这部传记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位绝不平凡的音乐家动人心魄的生命乐章。
齐佩尔，1904年出生于音乐之都维也纳，1997年去世于美国。从童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了音乐天赋，并接受了系统的音乐教育。在30年代，在音乐创作方面，曾写过少量的配乐之类的作品，在晚年，主要致力于音乐普及教育。他在音乐界的名望，主要是作为一位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而他的这部传记名称，则是来源于他在纳粹设在达豪的集中营里创作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作品，即著名的“达豪的歌”。
由于齐佩尔的一生经历了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本世纪以来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重大的事件对于齐佩尔本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达豪的歌》这部传记又将视野广泛地拓展到与传主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传记也是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写成的本世纪的一部社会政治史，并且因为贯穿着对传主生平的生动叙述而使这部历史更贴近读者，更具有可读性。
从早年的经历来看，齐佩尔本来具有成为音乐大师的各种条件，但是，身为犹太人，二战期间面临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齐佩尔也未能幸免而被关入集中营。这一事件或许决定性地改变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然而，在传记作者看来，齐佩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幸运的。他当时处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但对于齐佩尔来说，艺术却有着更重大的作用，它不仅能使一个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他对其无遮掩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具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是，在纳粹的集中营中，他竟能组织起一支乐队，并在达豪的集中营里创作了那首一旦被创作出来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的“达豪的歌”。与二战中数以百万计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相比，齐佩尔幸运地在战争结束前被释放，并移居国外，随即在马尼拉用音乐作为武器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战斗。因为他相信，“艺术不仅可以治疗，而且可以鼓舞人心，它们确实可以把生命注入一个民族”。
正如齐佩尔的传记作者所言，“齐佩尔所受的训练是让他在其一生中主要做一名音乐家。但是，战争对于他却不仅是一道障碍，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和一段发生彻底变化的过程”。由于在集中营的经历，“他懂得了相信自身的潜力，他懂得了‘尽管人可以不靠艺术而逃生，没有艺术却算不上真正地活着，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艺术能够帮助他得救’”。战后，在美国这个新世界，他成为“一个以世界为祖国的爱国者”，并将后半生奉献给了艺术普及的工作，为在许多学校和社区提高其一般文化水平和精通多种文化的能力而艰难但却卓有成效地奋斗了40年。
作为一位在后半生全力为普及音乐而勤奋工作的音乐家，其人生的乐章也许不像大师那般辉煌，但大师有大师的价值，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价值，其间也许并不可以简单地比较。在绝大多数以音乐巨匠、大师为对象的音乐家传记的背景下，齐佩尔这位并非大师级音乐家的传记带给人一种别样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个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人，也不会真正懂得音乐。诚如该书序言中所讲，“这部书既使我们感受到一个真诚、高尚的心灵，又使我们通过一个广阔、充实的精神世界，领悟到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目标。”
（《达豪的歌》，［美］卡明斯著，常涛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26．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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